射出微渺的亮光，如镜般倒映着点点星光。他藏在阴影里的喉结略微一滚，轻声说道：“但你会平静。”
朱砂眼底猝然紧缩，那一瞬间笑意凝固在了嘴角。
风从远处深海席卷而来，呜咽着穿梭在林立狭窄的贫民窟楼楼内，抚过铁轨上模糊成幻影的乘铁，奔向了灯火飘渺的繁华城市。
“你知道我出生那个地方吧，”安静了许久，朱砂突然毫无征兆地开口，声音带着一丝不自然地沙哑，“滨海三州，包揽了全国倒数三位的GDP，汀州在三州里最穷，临城是汀州最穷的地方，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每天只有一班辆普通火车通纽港，想去其他大城市只能来纽港中转。一提滨海人，你想到什么了？”
尹铎思索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回答。
“男人做保安，女人当妓女，”朱砂缓缓说道，“年底扫黄，警察只要侯在火车站一晚，全年指标都满了。”
尹铎偏过头，朱砂平躺在沙滩上，双手交叉搭在胸部，呈现出一种极度放松的姿态，而她的眼睛望着远处浓黑海面渐渐涣散失焦。
其实朱砂只说对了一半。滨海三州水土宜人，男人高大英俊，女人艳丽妩媚，娱乐圈有一半的明星都来自滨海三州一带。像朱砂这种身材高挑，五官浓艳的美人，让人打眼一看就要猜她是不是来自滨海。
然而滨海确实是全国最穷的地方，靠海吃海，听天由命，当地没有工业生产，百分之八十的人外出谋生。
一个贫穷群体生得美艳会有怎样的下场？吉普赛人、乌克兰人、南斯拉夫人都能回答这个问题。
尹铎无声地叹了口气，这个社会对滨海人的歧视无处不在。
“美貌对他们来说可不是苦难，”朱砂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嘴角浮起一丝苦笑，“大家在学校混到十三四岁了，男生就在本地当流氓混混看看场子，而女生则去大城市打工，离家时都是被表姐堂姐带去工厂当女工或者到餐厅端盘子，但年底回家时没有一个不站街出台的。
“她们十三四岁为了养爸妈、养兄弟去卖，三十五六岁又为了养老公、养孩子去卖，”朱砂淡淡笑了，“家家户户都如此，穷啊，所以笑贫不笑娼。”
十一月的海边确实很冷，她说话时声音都发颤。
尹铎枕在脑后的手动了动，犹豫了半晌，最终也没有起身。
——听野兽剖心的机会一辈子可能只有这一回，等他把路边的外套捡回来，恐怕只能换回一句假惺惺的“尹检察官这么关心美人，不如给我一张社区服务的认罪协定吧。”
朱砂平静地躺着，尹铎余光只能瞥见她一缕长发在海风中狂飞乱舞。夜深了，海风越来越大，朱砂蓦然提高音量：
“从五六年级开始，每天都有人退学，到了九年级班里只剩下了三个女生，我能念到最后，因为我早上三四点起床干活，先去码头接货，五点钟早市开摊，卖两个小时的鱼，见缝插针地照顾老人、伺候那几个比我还大的‘孩子’，最后带着一身鱼腥味去上学。”
接货。
尹铎暗自咂摸这个词。
那些船夫、渔夫在记忆中封存了十几年的鲜活画面，被她轻飘飘地化为了这两个字。
淡薄的月光穿过云隙，映亮纽港市的海面、城市以及更远处的万水千山，直到月光消失在地平线尽头，照亮了临城那一方简陋的码头。
尹铎闭上眼，仿佛看见了黎明前浓黑的夜色，还有天幕上暗淡的星光。
咚——咚——咚——
渔夫们站在船头往下抛货，大鱼小鱼在绿渔网里扑腾挣扎，小姑娘吃力地往岸边拖一步，那些鱼回往海边蹦回两步。
汉子们大笑，喊着荤话，要她叫声好哥哥或者好爸爸就帮她抬上车。然而瘦弱小姑娘闷不吭声，脊椎挺得笔直，一步一步远离男人们，然后用一个自制的杠杆滑轮工具将比她体重沉几倍的鱼拽上三轮车。
如果有纪录片导演将这一幕定格在摄影机里，那将是一张表现力、冲击力和情感底蕴都十分完美的电影海报。
尹铎虽然是富家子弟，却并非不食人间疾苦。
他知道这样的小姑娘在千里之外的临城司空见惯，而只离这片海滩一个城区的地方——豆沙湾、蝌蝼湾，同样有千千万万的无名少女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她们被简化成政客口中“贫苦大众”、社会调研数据里的“低端人口”以及中产阶级鄙夷的“寄生虫”，和非洲挨饿的艾滋孤儿、中东残疾的战火孤儿相比，她们要感谢国家感谢政府赐予的和平与安定。
时常还要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听那些从未吃过苦、捱过饿的人辩论“政府是否应该减少对底层的福利，以刺激这些人上进奋斗”。
“为了能上学，我每个月上交的钱，都比那些姑娘寄回家的钱要多。”
朱砂举起手怔怔地看了看。
月光下的这双手，皮肤细腻白皙，指甲圆润饱满，仿佛此生都没沾过凉水，没提起过重物。
但尹铎知道这双手曾经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