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把家里有可能惹祸的东西全处理掉，但班长趁母亲不注意，留下了口红。她们把对方的名字刻在抓痒树干上，绕着学校跑，半夜翻窗爬进练舞室。谁也不提指导员，好像她们的生活里压根就没这个人，他从她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她们就是不要指导员的娘子军。那个冷清的上午，太阳却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升得高。因为天热，寝室窗大敞，她俩在玩扑克算命。现在口红已用到了底端，最后一点，她替班长抹上。
班长对镜瞧着说：“红得鲜艳，不像樱桃，而像辣椒。”
这话，怎么耳熟？她想起来，指导员曾说过，一个不祥的感觉闪过她心头。这时她听见楼下有男人声音，在叫她的名字。
她本是坐在床上，急忙站起，站在窗外梧桐树下的男人：脸色憔悴，身上穿了件松松垮垮的旧军衣，还戴了顶不知哪儿弄来的军帽，样子很狼狈。她不认识这个男人，但班长探头一看，惊叫了一声：“是他！他怎么会出来的？”
指导员在梧桐树下向她们招手，让她俩下去。
她们一直没有想过这个男人出来以后怎么办。或许她们一直认为他会死在暗牢里。不是心肠坏，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冤死鬼多的是。对方组织的头儿答应过她们，绝对不把她们检举一事说出去。还是班长首先恢复镇静。她说：“这个流氓王八蛋又来缠，我去，看他怎么招来着？”
没等她说话，班长就出了门，下楼跑得那么快，她怕班长吃亏，急忙追上去。
走出楼门，她看到班长站在指导员面前。奇怪，梧桐树下两人紧抱在一起，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听到两人都叫她的名字。两人的姿势很奇怪，指导员微笑着向她招手，班长被他紧搂着，背对着她，在使劲地蹬着脚。在她靠近他们一刹那，她被班长用挣脱出来的手狠命推开。她毫无准备，踉跄几步摔倒在地上，就在这一刹那，一声轰隆响起。
她睁开眼睛，发现她的脸淌着血，朝四周一看：硝烟升起的地上，全是身体的碎片和鲜血。“来呀，来看最后一场。”指导员最后的吼叫，她仿佛是听见的。
她当时不知脸上的血中有自己伤口的血，只知道吓昏过去了。听见爆炸赶来的人把她送进医院。后来她听说了，这个男人逃出囚室，偷了一枚烈性手榴弹，连梧桐树也炸掉一半。场面太血腥，没人敢靠近。
她受的只是皮伤。第二天，她忍着伤痛，让人送她到寝室楼前，她将小梅和指导员的身体碎片一一区分出来，装到两个袋里。她坚持要这么做，只有她熟悉两人身体的各部分，也只有她不害怕收拾这些碎片，因为她本来应当归在这一堆里。收拾完，她又晕倒，被送进医院。小梅的碎片被造反组织抬走，埋进红卫兵烈士墓，指导员的尸体无人处理，最后反而是对方组织来送火葬场。我这一夜思绪混乱。我带着胆怯想，指导员，你真是有一股怒狠劲，但你的愤狠劲只有一次，还不如梧桐树，又长得茂茂盛盛，哪怕在那个绝望的时代。班长，假若你活下来，你会怎么看过去？
我检查冰箱，一箱各式不同的葡萄酒已近尾声，当然，我的经济情况极差，比起许多下岗工人，日子还算过得去，有两家私人公司来找我，做些偷税漏税的假账，给些小钱。我手里的这瓶酒，对我来说，太甜。含酒精15％，合资产的西班牙产的葡萄酒，也并不比法国的差。我在本子上记下商标名字等等细节，如此并不是夸耀我是个品酒行家，而是借酒打发时间，夜太长。
没人知道我下落，有人说我下乡当知青时，在农村嫁了当地农民；以后，有人说我在海南炒房地产，成大腕了，也有人看见我在悉尼的中国城餐馆洗盘子。流言似水。我改换姓名，在一个小地方度着岁月，偶尔会想起收拾班长的头颅时，那嘴唇上的口红，依然如我抹上时那么美。在那个学校，至今还有人说我，真是奇事，想必人们在我们三人头上安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我是惟一活着的人，我的故事应当最精彩。
到这个小地方来养老，就想忘记这一切。如果不是那天遇到那个鞋店小姐，那么，我恐怕不会再记起我生命里曾经有另一个小梅。一生的日子睡一觉似的就过完了，而此刻，我才觉得有点痛，彻骨之痛。看到这个小梅，我才明白我躲不开自己。
酒瓶见底，今夜，怎么也难醉。泪顺着脸淌下来，有一张最大的黑白照片，在几乎空白的相册里，六十年代末一个一刹那的缩影，那两个女学生穿着绿军衣并排坐着，有点忧郁，甚至带着恐惧，她们的脸这时突然清晰起来，你是个幸存者，因为班长。这个夜晚我才意识，我应该珍惜余生，不必记恨世界。心情宁静，比金子贵重。第二天，我记得昨夜的梦：我和班长手牵手地来到一张洁白的垫子上，一起翻了斤斗，腾在半空非常长一段时间。过了一个星期，我的鞋子在雨水里一走，掉了鞋底。鞋是一个人的根基，岂有不追究之理？我到了那家店，接待我的那个女孩扫了一眼鞋子，说，不属于质量问题。她上下打量我：这是你自己走路扭歪的，不能换。我恼恨地说，我要找售给我鞋的店员，叫小梅，小梅说包换的。她说，她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