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着极其信重陆辞，对这一分明颇具可信度的供词，居然毫无派人推鞫的意向，而是不假思索地选择袒护。
新仇加旧恨，郑戩直接发难官家，以此为由头，光明正大地把‘偏听偏信’‘有失公允’的官家也骂了个狗血淋头。
在博得一‘直言进谏’的好名声后，他再接再厉，先是扯出私自出兵的王韶，再是扯出本只奉旨守保安、却长期带兵游走在周边的狄青等人，一概扣上‘群小’、为陆辞‘朋党’的恶名，接着进行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诬蔑，最后更是凿凿道若不将其与其朋党调离该路，必将遗祸无穷。
作者有话要说： 郑戩戏份彻底完结后再列史上水洛城的前因后果。
这里的注释先列史上的这场通jian案原貌：
《宋刑统》“诸jian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通jian的男女会被判一年半的徒刑，如果女方有丈夫，则徒二年），浸猪笼那些只是民间地方的私刑，并非国家正刑。
还有一种是“监临jian”：意为政府官员与管辖范围内的女子发生通jian行为，处罚更加严厉，如果是良家女，加罪一等“若jian无夫妇女，徒二年；有夫妇女，徒二年半”。
在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 （这里被我提前50多年化用了），判登闻检院王珫与其子王仲甫被告发与大理评事王士端之妻王氏通jian，之后被查属实。宋神宗起初赦免了对他的处罚，但王仲甫行为丝毫没有收敛，引起御史的愤怒，于是在御史的坚持弹劾下，最后神宗还是将他除名罢官了。
在这件事情之后，有涉案人称，宰相王珪的儿子王仲端也与王氏有jian。这事十分复杂，化简为繁地解释一下：主审王珫一案的大理寺丞王援的上司是大理少卿朱明之；朱明之跟翰林学士王安礼是亲家，并且知道王安礼跟宰相王珪有嫌隙，于是借此机会发挥，暗示部下王援将此事坐实。
朱明之非常心机：他先是暗示王援，让王援捏造、收集了一些关于王仲端涉案的证词，朱明之自己也跟皇帝打报告；退朝后，朱明之还故意同妻子（王安礼的侄女）捏造道‘皇帝听闻此事后非常生气，要求深究进行严惩’，让妻子立马告诉堂兄（即王安礼之子王枋），王枋将此事传给了练亨甫。练亨甫此人正等着吏部安排工作，盼望知谏院的舒亶引荐，立马将这事传播于对方知晓来获得人情，而舒亶也如朱明之所愿，对此发起弹劾。
王仲端得知此事后，立马上书自诉，要求对查个水落石出，换他清白，于是宋神宗诏大理寺继续查此案，并且派去内侍冯宗道监劾。
在这期间，朱明之的另外一个姻亲蔡京还向其通风报信，道宰相王珪已然起疑，让他们且须仔细。
最后事情水落石出，这所谓的王仲端通jian，根本只是王珫案中一个叫许贵的人为避罪而胡乱攀供，王援手里的所谓证据也纯属捏造，宋神宗大怒，对涉事官员分别进行了停职降官等惩处。
这场诬告通jian案虽然最后真相大白，但由此可见，大宋官场对官员犯jian容忍度极低。史上的欧阳修就曾被人二次诬告通jian，一次是欧阳修妹妹的继女张氏因为跟别人私通被告发、试图解免时就攀诬欧阳修，被当时的宰相贾昌拿来利用，所幸最后查明真相；
还有一次是欧阳修被妻子的堂弟薛良儒造谣与其儿媳吴氏有私情，哪怕最后查明真相，也还是让欧阳修狼狈不堪。
不过，欧阳修担任谏官时，也曾经弹劾一名叫杜曾的官员与其嫂子的婢女私通并生下私生子。杜曾在受到贬职处分后，赴任路上羞愧自杀。（《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p378-385）
第三百九十三章
陆辞或涉通jian案之事甫一传出，立即在京中闹得沸沸扬扬。
会传得如此之快，自然少不了台官以及郑戩等人的推波助澜——为了避免出现王韶越权动兵、却因皇帝有意袒护而不了了之的情况，他们自得讯那日起，就一刻不停地造起了势。
通jian一时倘若真被坐实，那陆辞是靠连中三元的才赋也好，多年建下的政绩也罢，甚至是靠捐尽家资、筑义庄……所得了多高的声望，最后都得被毁灭殆尽。
毕竟，较王氏父子与同一女子私通的荒谬相比，陆辞利用权势，与义庄女使于孝期银乱，更与道德、律法兼不容，必当予以严惩。
此事确实骇人听闻，赵祯十分确认……嗯，深切怀疑，此为不实诬告。
在起初的震惊过后，官家很快冷静下来，迅速召来最先上书此事的殿中侍御史里行蒋之奇，询问具体情况。
撇开深得帝心的‘小夫子’那重身份不提，此时的陆辞以宰执身调任为一路经抚使，为实打实的正二品镇边大员。
在对他发起正式审判前，自然得有确凿证据：不然动堪就为一御史的风闻言事，将重臣从边关召回的话，岂不是让敌军有机可乘？大臣体尊又将成何体统？
蒋之奇得召后，倒未曾迟疑，径直供出将此事告予他知晓的御史中丞彭思永；彭思永一转头，便供出他的姻亲，大理评事蔡仲道；蔡仲道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