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力的家伙；另一种说法他是一两个女人难以满足的东西，一个如此这般的人物。巴黎啊，世界花都，灯光一旋转，哪有不可能的事的？他并不是故意造成神秘感。隐秘越多在中国人中间道德上越可疑。出国前出国后，种种搏击历程，已在心里成灰，他不愿回顾，过去必须一丝不漏地封死，这是他的准则。本是单身汉的胚子，随其自然，余生不多矣，不想费时间精力去找一个妻子，组建一个家庭。下此决心后，他挣脱了烦恼，精力充沛，可谓风调雨顺，索尔邦大学终身教职聘书得到后，生活渐渐稳定，心情也逐日舒畅。可是，苏珊娜，他感到与她的谈话是如此不快，直往他身上一处不能触动的地方钻，牵出一种怪异的气味，让他没有躲闪的余地。约会地点选在旧凯旋门和卢浮宫间的马路旁一家咖啡馆，有个好听的名字：绿珍珠。从未去过，名字似乎听说过。他脚步平缓，拿不准朝旧凯旋门方向近一点，还是朝卢浮宫方向近一点。看了看自己的位置，好像朝哪一边距离都差不多。他的手插入裤袋，绕过喷泉，耳朵里全是机器轰响的声音。碧蓝的天上，英法两国联合设计的协和飞机，一个有着颀长脖颈的大雁，二十世纪技术惟一有美感的制造物，正飞过巴黎，轻盈，像个飞车走壁者直穿而过。他发现，尽是游客的街上人们都抬头往天空望：一道长长的痕线从云间垂落。
他们的脸一式钢铁铸的，一滴泪也挂不住。他们的服饰一式绿，闪着灼人的光焰。他们懂得怎样让我饥渴、让我满心懊丧。他们像影子，又像蚊虫尾随，靠我的苦楚舞蹈。他们多强悍！让我的一只手偷走我的另一只手；让我的一只脚偷走我的另一只脚，再也到不了她的面前。
零散的句子，相互穿插，不规整地在这一刻，从他的脑子里鱼贯而出。飘荡着花香的风中，他长长地吐了口气。汽车、人声的喧闹变得很柔和，轻轻地被隔开了去，他已看得见卢浮宫，还有更近一些的老凯旋门。绿珍珠咖啡馆有二百年历史，苏珊娜电话里说。他说这样好，离谁都不算远。
那天他决定晚上时间重读阿尔丹的《食莲者》，心想，或许自己已经获得了解释的钥匙，以前他草草翻过，只觉得阴冷而美丽，似可解不可解。可仔细一读，便被那郁涩的舌状花卷裹了，几乎一夜未睡。
她在茫茫苍苍的黑暗中摇曳。雨雪霏霏，冰雹试比刀枪齐奏的嘹亮。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三山外的青天，白鹭洲畔，一个梦套另一个梦，是石头都流成水，是水都流成石头。可是我的喉咙，嘶哑的喉咙，能够对你们，对那个陌生的东方，说出的惟一名字，仍然只有温柔纤秀而古典的她。
第二天一早他到学校。在教师餐厅吃完中饭，路过学生酒吧门口，从里拥出一群嘻里哈拉的学生，带着股浓浓的啤酒和烟味。他推了推眼镜，不错，倚墙和一个男孩边说边走的高个女孩，就是他找了一个上午的苏珊娜。他和苏珊娜来到楼外的草坪。气温陡然升高，草坪和石阶上的人纷纷脱去大衣、外套，在太阳下看书聊天。还是他一语搅碎了宁静的气氛：
“阿尔丹在中国哪所大学教法语，你知道吗？”
“南京大学。”苏珊娜说。
“哪一年？”
“一九六四年。那是戴高乐与北京建交不久，中国外交决策者想靠法语突破——你们称为‘反华大合唱’的局面。几所大学在巴黎学中文的研究生中请法语教师。阿尔丹那一年正在写《桃花扇》的论文，二十六岁。之后，他永远也没写完论文得到学位。他永远没有成为汉学家。”
“那他作品中那位中国姑娘是真有其人，倾城倾国，”他轻淡的口吻像自言自语，但又不像，“他和她真的相爱？”
“我想是真的。”苏珊娜不自然地笑了笑，把眼镜托上鼻梁。至少阿尔丹认为他是真爱！她说，那姑娘究竟是不是爱他，他们中间发生过什么，我看阿尔丹自己也说不清。
他也发现阿尔丹的作品，每次说的故事不一样，一会儿是秦淮名妓之后，一会儿是革命之家异端女儿。
我问过他，他说这是扇上的血点，由艺术处理。总之，那姑娘是他的学生。突然有一天不知去向，他认为她被关押起来，必须救她出来。于是他停止上课，在北京、巴黎、南京三地到处奔走，通过驻华使馆，上诉法国外交部。被迫回国后，四处发表文章呼吁帮助，发疯似的指斥法国政府冷漠。这在“文革”前中法关系中是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鸟叫，单调而无顾忌。树枝被吧嗒折断，衔在尖扁的嘴里，扑闪双翅，在屋檐的瓦片空隙处搭巢。草坪一侧小路，是一些徘徊的脚步，自在轻松。一丛芦苇繁茂，紧依着一顶硕大的栗树，那里人少，光线亮得颤颤悠悠。
文化革命一来，阿尔丹成了巴黎造反学生的领袖之一，法国红卫兵的头儿！他想她在中国也肯定在造资产阶级的反，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打倒资产阶级，他们就能团圆。阿尔丹至今被法国知识界称为“毛派”。当两边的“文革”都变成笑料和窘困的题目时，他不再寄情政治鼓动，也不那么拼命寻找。三十年过去了，他至今不知道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