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大军，三路包围，七路并进，把上海团团围住。如果得手，东南半壁江山将尽归太平军之手，局面也将为之一改，足以抵消失去安庆的重大损失。但让曾国藩感到庆幸的是，李秀成的计划却在进攻上海时遭受重大挫折。
1862年夏季，苏南战局发生逆转。进入8月，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水陆并进，水师由彭玉麟督率，连续攻陷下关、江心洲、蒲包洲，直抵天京护城河口；陆路则由曾国荃统领，一路推进，逼近雨花台。天京为之震动，天王洪秀全一日连下三道诏书，急令李秀成火速回援。
此时，李秀成久攻上海不下，暂时退守苏州。他在苏州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局势，认为湘军包围天京，淮军进逼苏南，太平军两面受敌。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不是与敌硬拼。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坚守两年，清军久顿坚城，必无斗志，尔后我军可实施反攻，一举将其击溃。出席会议的众王都对李秀成的见解表示赞同，但方案报到天京后，洪秀全龙颜震怒。他指责李秀成消极避战，下诏严厉斥责。诏云：“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
据李秀成回忆说，主逼如此，不得不执行，只得调抽兵马，回师天京，无心顾及苏杭之事。他还把母亲及家眷送至天京为质，以“表我愚忠”。
8月中旬，李秀成大军启程回援，并按天王之令，向围攻天京的湘军发起反攻。9月初，太平军在雨花台一带与湘军展开鏖战。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一直打到1 0月中旬。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愚蠢的消耗战，太平军投入主要兵力，损失巨大，却毫无建树。
10月间，由于伤亡过大，加之断粮，李秀成被迫撤军。这让洪秀全大为不满，下诏严斥，并将李秀成革去王爵。
李秀成颇感冤屈，但也无可奈何。此时的洪秀全早已不是当年金田起义时的洪秀全了。他专制多疑，昏庸堕落，已经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他的荒唐和固执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有人惊诧道，此洪秀全乃彼洪秀全乎？因为前后相比，简直判若两人。这对太平天国来说，显然是一个最大的危机。
1847年，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开始了他的伟大事业。那时的他，胆略过人，振臂一呼，地动山摇。一位伟人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且压迫得愈狠，反抗得愈烈。洪秀全的压迫来自于三次科考落榜。就在十年前，他第三次科考落榜后便一病不起，连续高烧四十多天。在昏迷中，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升了天，还梦见了一个奇怪的老者。
这个老者长得何样？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告诉信徒们，此人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垂于腹上，相貌魁梧，身材高大，双手放在膝上，坐姿甚为严肃——他就是后来洪秀全心目中的“天父上主皇上帝”。
六年后，洪秀全再次参加了科考。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科考，但等待他的仍然是失败的结果。西方心理学家阿德勒（精神分析三巨头之一，新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人物）有一个著名的学说，人在极度自卑的情况下，往往会产生超越。这是所谓的“补偿心理”在起作用。洪秀全的情况似乎也吻合了这一理论。
在连续遭受落第的挫败之后，洪秀全找到了新的补偿途径，他开始热心地研读起宗教著作。其实，要说著作，严格讲还谈不上。那只是一套九本的小册子。这是洪秀全第三次参加科考时，在广州大街上无意中得到的。当时，有人在免费散发这套书，洪秀全也拿了一套。这套书的书名叫《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通俗读物，作者叫梁发。此人是一位华人牧师。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英文水平也有限，因此，这本书编得很成问题。它对基督教的解释并不准确，不仅存在不少误读，而且还想当然地加入了许多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对此，传教士马礼逊就说过，此书虽是根据他的《圣经》译本编著而成，但书中用语“不免染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
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给了在失败中走投无路的洪秀全以极大的精神抚慰。他开始“大彻大悟”，决定皈依“上帝”。当然，他的上帝就是六年前在梦中与他相遇的那个穿黑龙袍的老头儿。
找到了精神支柱，洪秀全开始为自己神圣的目标而奋斗了。他著书立说，传教布道。这期间，他写了一系列的书。其中最著名的有“三道”，即《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这是洪氏宗教理论的核心所在。在这套理论中，洪秀全自称是天父耶和华之子，基督耶稣之弟。他的使命是救苦救难，并宣称清帝是“阎罗妖”，在诛杀之列，而世人均为上帝的子女，平等的兄弟。他还仿照摩西十诫，订立天款十条，入会者必须遵守。洪秀全的好友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等人最早入会，成了该会的骨干分子。
1847年，洪秀全前往广州，拜见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希望得到他的施洗。但罗孝全发现洪秀全对基督教的理解完全是一知半解，有些地方甚至错误百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