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闻奏，指示李鸿章“悉心酌度”，并未立即下达任命。转过年来，局势越发紧张。就在观音桥之战发生前两个月，即1884年4月11日，朝廷终于下达了起用刘铭传的谕旨。谕旨云：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统兵有年，威望素著。前患目疾，谅已就痊。现值时事艰难，需材孔亟。着李鸿章传知该提督即行来京陛见，以资任使，毋稍迟延。
消息一传出，《申报》立即刊文赞扬。声称刘铭传“统兵垂二十年，洵称‘百战宿将’，朝野咸相倚重”，对他出山寄予厚望。
这时候，清政府也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4月30日，朝廷再度下谕，声称“近来越事益急”，“迭谕沿海疆臣妥筹战守”，并特召刘铭传等“来京听候调派”。
1884年6月26日，观音桥事变发生第三天，法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批准建立中国海域舰队，将原来东京分舰队和中国与日本海分舰队合而为一，组建中国海域舰队，由原东京分舰队司令孤拔将军为总司令。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部长裴龙在当日致电孤拔，令其立即率部开赴中国海域。
就在同一天，清政府也发表了对刘铭传的正式任命。谕旨云：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着赏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为节制。钦此刘铭传终于再次出山了。这是一次历史的选择。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急关头，沉寂十余年的刘铭传临危受命，肩负起了时代的重任。
1884年7月16日，刘铭传渡台赴任，这已是他第五次被起用了。然而，他不负重望。在前后八个月的时间里，率领台湾军民，抵抗住了法国的进攻，创下了不朽的功绩。而这一切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
众所周知，清政府对台湾的重要性历来认识不足。康熙皇帝甚至一度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加上台湾孤悬大海，远隔重洋，交通隔阻，管理不便，与大陆各省相比一直处于落后蛮荒状态。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随着对台湾的重要性认识不断加深，清廷在对台兵力增加和防务投入上也逐年有所增加，但这些投入与增加，与台湾的实际防务需求相比仍差之甚远。及至中法战争发生，清廷方感切肤之痛，“两宫宵旰忧劳，其时内外臣工，无不以台湾无备为恨”。
刘铭传初到台湾，大战在即，而台湾的装备落后与防卫薄弱让他惊诧莫名。“海防以船为命，无师船即无海防。”可台湾四边环海，澎湖隔海相望，除了四艘年久失修的运煤船外，连条像样的轮船都没有。
基隆乃台湾三大海口之一，如此要塞，仅四座炮台，而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五门，而且无法旋转，仅当一面。此外，其炮台和工事修筑也粗制滥造，不合法度，根本无法作战。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在派人侦察后，曾致函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部长裴龙，声称占领基隆并不困难，因为它们装备不良，守卫薄弱，仅有五门克虏伯大炮。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据基隆之战后《申报》报道，基隆四座炮台中只有第三座炮台上的五门克虏伯大炮进行了反击，并“将法船击成数洞，坏其烟囱”，其他几座基本没有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