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共济会中，愿意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慈善事情。一句“有多难？”成了人们带有讽喻意义的口头禅，专门用来讥讽那些为官贪利，或为富不仁的地主豪户。“不忘本”也成了人们的一句口头禅，用来驳骂那些父母土里刨食供养出来的读书子一旦高中进士就以父母的寒微为耻——甚至干起压榨百姓的事儿。
外间的纷纭反应且不提，稷下论学到了第五日。
开始论讲本届学会的第三大主题，也是最后一个主题。
自从报纸预告后，南北两国的士大夫和学者学子们都在关注着这一日。
今日论讲的主题是：。
论讲者：名可秀。
是中的篇目，不是孔子所著，而是孔子之孙子思所著，秦汉学者将它整理出来。因为不是单独成书，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儒家重视，直到唐宋之际，才渐渐认识到它的价值。二程就很推崇，并为其作解义，是大宋儒者公认的注义。
大宋儒者为什么开始看重？因为之中，包含着儒家修行的方法论。
所谓的中庸之道，其主旨在于介绍儒家修身养性的方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介绍儒家做人的规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交和智、仁、勇等。
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至德。
先秦的圣人之语都是微言Jing义，以很Jing简的话蕴含了很玄奥的道理，往往让后人难以Jing确把握其真意。尤其是讲儒家世界观、思想观、善恶观、方法论的、，更是玄之又玄。所以，读书人必须要读传注释义才能理解。但是，后儒的传注释义也未必完全正确，再加上传承中一些人为的断章取义——如果说宋儒还算是继承了孔孟之儒的真义并有发扬，但到了明清时代尤其是清代，儒学就真的是被阉割了，而后再经过近现代时期的动乱和“批孔批孟”运动，造成现代人对儒学认知的大谬也就不奇怪了。
像卫希颜原来所理解的“中庸之道”就是“明哲保身”——这就是大谬。事实上，现代人对“明哲保身”这个成语的理解都是错误的。
所以，中庸之道并不是“中立、平庸”。
名可秀曾道，读书人没有读之前，不要读。就是因为中庸之道不容易真正理解，很容易让人走入“沉默保身”的“不作为”，认为“识时务”就是“俊杰”了。
是以，名可秀在注解之后，就集中Jing力注解。因为将重心偏移到学问和大公党的党务上，她在十几年前就卸下了名花流宗主和长杭商盟盟首之位，仅保留着共济会会首和共济学堂总山长的位置，诸如江湖武林的事务和商业上的事务她已很少插手。“人的Jing力有限，即使天才人物，也不要想面面俱到。”她以身作则，教育子侄专Jing或选好主攻方向。正因有了大量时间和Jing力用于学问，她在学问上的研修也才越发Jing进，一步步造就了她在儒学上的地位。
在此届稷下论学之前，名可秀注解的已经完成，而她选择在稷下学会上论讲后再发行——一旦论讲成功，名氏发行后就能很快取代程氏，不需要再经过驳杂的学界辩议。还有什么比稷下学会的经讲辩议更权威呢？
二程注解，开篇即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之定理。”
名可秀首先不认同的就是开篇注解“中、庸”这一句。
她与苏澹、谯定论辩时说道：何谓“不偏之谓中”？这不合思辩论！——按数学的说法，就是不合“逻辑”，按泰西著作的译解词，就是不合“哲学”。
要照哲学，天下没有一个“中”，“中”是假定的。
所以，什么叫做“不偏之谓中”？你说这两边是偏的，我这里的是中；你定了这个中，对这两边讲，中已经变成偏了。所以二程解的“不偏之谓中”，文辞上很对，逻辑上就有问题。
卫希颜听得晕里晕乎，但她听出了一点：妻子对学问的研修，已经从形而上学的玄乎，到了逻辑上的思辨。她隐约觉得，或许这就是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不同。西方哲学更讲究逻辑上的严密，而东方哲学则是玄乎的“形而上学”，就跟悟道一样，要用心去悟，你要想用逻辑的道理去论证东方哲学，那就等着傻眼吧。而且论证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道。故曰“大道不可言”。卫希颜能体悟道心，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
但是，对天下众多的普通读书人来说，他们没有这样的“道心”去悟真正的道理，所以必须要将“形而上”的“微言大义”用比较思辨的道理阐发出来——这就是大儒们存在的最大意义和价值。
为什么要说必须“思辨”地阐发道理呢？这是当然的，你阐发的道理不够严密，逻辑上有漏洞，谁会认为这是圣人的道理呢？——只会认为你阐发的是错误的。
二程对“中”和“庸”的解义名可秀认为就是不具有思辨性。
再说“庸”。“庸”按古字义，是“用”的意思。程氏说“不易之谓庸”——“易”者变动，不能变动叫做“庸”，即不易者为用。
名可秀说，天下有不变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