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不和谐的学者家庭。比如家里经济不好的，丈夫一心扑在学问上，却无视妻子的付出，还认为妻子是钻在钱眼里的“俗物”，妻子就有怨气了。像那些居官清廉、家庭出身又不富裕的官员家庭就有这样的，丈夫觉得妻子老讲钱是小人贪利，妻子觉得丈夫不管家里，夫妇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
在商人家庭中，则重利比较多，妻子若有经济头脑，对丈夫帮助大的，就得丈夫看重，否则那也只是摆设。
名可秀针对的不是商人家庭。这个社会是以士大夫和文人为主导，商人并不属于Jing英阶层。Jing英阶层怎么做，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成为包括商人在内的下层的效仿。
她讲道，人的道德有高下，人的才能有强弱，男女之间也是如此。或者讲，夫妇各有所长。有的长于经学，有的长于书画，有的长于经济，有的长于人际……各有禀赋才能。一个家要有“纲”，要有承担家主责任的人。有些做学问的丈夫不通经济，或者不屑讲经济，是妻子在支撑家用，担负起丈夫应该承担的家庭经济责任，双方在家庭的责任承负上发生了变化，相处就更要讲“中节”了。责任和权利是对等的，你不能让妻子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却不给她应有的权利，或者认为她的付出是应该的，那就失中，过分了——丈夫空担着家主的责任却在躺着享受妻子的辛劳，那是什么？米仓里的老鼠，养肥它不说，还咬你。
名可秀讲，人的能力和Jing力是有限的，丈夫如果担不起家主责任，或是没有这个能力，或者Jing力放在学问上，那就把权利往妻子那边移一些，这就是“发而中节”了——让有能力的人去射箭啊。或者双方共同承担家主的责任，有商有量，这也是“发而中节”。
道：“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一个人要修道至让家庭能够和乐。如果家庭都不能和乐，无法去团体。如果能够去团体了，然后再谈国家。
名可秀道，这就是的方法论：处在合适的位置上，并随角色的不同调整位置，从修心做起，从子女之道做起，从夫妇之道做起，再讲朋友，再讲团体，再讲治学为世的立德立言，或为官治国的立德立功。
作者有话要说：早上走得匆忙，差点忘了发文：）
☆、稷下论学（十四）
名可秀讲完夫妇之道后,就将“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一句阐发得相当清楚了。
她接着讲下一句,道：“中（zhòng）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的“中”,是读四声。孔子是鲁国人，子思当然也是鲁国人，鲁国人常讲“中不中？中！”意思就是合不合适？对不对？中不中用？鲁国人对某一件事，某一个物事,认为是对了,便说是“中”（zhòng）。
所以,的“中”,不是二程讲的“不偏为之中”,这样的理解太片面。
准确、简单地概括，“中、庸”就是合适、中用，也即：有分寸，中用。
天下事如果都做到了有分寸、中用，那天下就达到和谐了——人的私欲没有泛滥，因为有分寸；违法犯罪的人少了，因为行事有分寸；国家之间也没有战争了，因为国内没有苛政，国家之间的利益争端也有了分寸；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也有度了，因为伐木、拓荒、圩田、开矿等都有分寸。
故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是根本的道体。
得了“中”之后，还要“庸”，即“用”。不用，何必修“中”这个大本呢？
那么，怎么用呢？
也是“发而皆中节”。
名可秀道，我们说修心养性，那是不是不能发怒啊？——遇到坏人做恶事能不怒吗？遇到官员贪污能不怒吗？遇到国家被侵略能不怒吗？这种怒，要多怒几下，天底下就少了许多坏事。所以，修心不是讲不怒，而是要“用”，恰到时候的怒。随时随地、不讲对错地对人发怒，那就不对了。
所以，“中庸”的“用”，是要用得恰到时候。
再讲“喜怒哀乐”，这是人的情绪。修道讲定心，定心是讲守静。但守静不是不动心，不动情。人是有情的，只要“发乎情，止乎于礼义”，“知止而后有定”，便能做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了。懂医道的都知道，喜则伤心而气散，怒则伤肝而气上，思则伤脾而气郁，忧则伤肺而气结，恐则伤肾而气下，这就是情绪发得过度了。偶尔过度一下也无妨，但经常如此，那就伤身了，久之必病，甚至损寿。
台下就有官员学者想起前任刑部参政范宗尹，才及四十岁就因病而逝，私下有传他是气怒郁积过度而死。这传闻应该没错。但是想一想与卫希颜做对的那些朝中大臣，朱震、胡安国等都是年过花甲寿终正寝，偏偏这位范参政气量狭小，这不，气怒郁积，伤身了吧，没命了吧。这就是修心养性不到家呀，中庸学得不好——几位大宋高官心里感叹。
名可秀道，“中庸”的“用”，是要用得适度，也即是讲要有分寸。
做到了“中”和“用”，就实现了所说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