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三个层级定义。
大宪十六年的二月初二，在理学开年第一次理事会议上，名可秀正式提出了她的新学说，阐明了她的意见，这标志着理学内部长达四年的格物致知之争和道器之争终于落定。
名可秀首先提出的，是新的“格物致知”说。
“格物、致知”，这是提出的。从东汉郑玄作注解起，到宋代诸儒，“格物致知”的意义一直是争论不休的热点议题。名可秀在她所著的中，对格物致知有创新的释义：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即：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道理。知识是物理，道理是人性、天道之理。
名可秀的释义与其他儒家的区别在于：不是司马光的“抵御外物诱惑，而后知晓德行至道”和程颢的“穷究事物道理，知性不受外物牵役”，视物理为修德性的物欲而斥于外，也不是程颐的“穷究事物道理，致使自心知通天理”的踏脚石的存在；而是认为物理与天理、人性是并行、同行的存在。
名可秀的这个释义提高了“物理”（自然科学）的地位，是理学成立的基础，但是也存在着问题，即理学内部争论的——怎么从格物理致知天理？
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混淆人心和道心，这也是名可秀的格物致知释义中存在的不足——虽然她的释义没有将二者混同，但也没有明确分开，在这上面是模糊的，所以造成了理学派在实践应用中的分歧。
理学派内部因为格物学科而起的争论卫希颜是知道的，但她并不是理学的成员，虽然是她给理学提了个名，但当时是作为凤凰书院的创始山长给初立的理学派“赠”了个名，她自己是道家的身份，不会参入到儒学派系中——何况，她不通儒学。所以，名可秀对格物致知和理学定义的反思，卫希颜是帮不了妻子的。但她来自后世的经验让她知道，儒学不能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否则儒学必被后世所弃。名可秀对于格物科学的重要性自然是深知的，如何让形而下的物理与形而上的道达成和谐，正是她在修正学说时必须要考虑的。
经过四年的思考，名可秀在重新诠释“格物致知”时，借鉴吸纳了蔡发的观点——人心与道心之别上，存在着一个矛盾：人心即求物欲之心，当向对象性的物理世界去求；而道心即求道之心，当向形而上的天道之中去求。
但人无法直接去求取天道，怎么办？——蔡发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名可秀从孟子和庄子的学说中得到启发，认为：天道创造了人，人的生命体现了天道，故可以通过人的生命本质去求天道。这即是孟子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名可秀进一步诠释道，“人心”与“道心”本来是二个不同的求知方向，人心是向形而下的物理中求，而道心则是向由人道反观之中的“自明而诚”，从而上达天道。
她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不能将人心和道心混同，到形而下的物理世界中去求道心，这必然会造成人心与道心的斗争，从而要求舍人心而求道心，存天理而灭人欲。——这个新的诠解，就清晰了以前的模糊之处，分开了有可能导致的人心与道心的混同，使得理学在这一点上与程学迥然不同了。
名可秀最初定义“理学”，将格物之理放入其中，就是要重视物理之学，促进形而下的知识体系（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她在“格物致知”的反思中发现：如果将人心与道心混同之后，向物理之中求天道自然不会成功，反而会堵住人心求物理的道路，这同样会阻碍儒家面向物理世界的求知进路，从而排斥对知识体系的追求与思考，于是，物理之学仍然会沦落。
经过名可秀重新释义的“格物致知”说，使理学消除了这个隐患。
但是，将人心、道心明确分开后，又迎来了一个问题：道心、人心为二，如何使人心不迷于物欲呢？
名可秀在写时，论“惟Jing惟一，允执厥中”之旨，便以中庸的平衡之道来解决这个问题，她在新“格物致知”说中论道：
人心与道心二者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平衡，道心知天道自在，自然与天地万物一体，而无争夺占有之心，自然除人欲之不正；人心考察物理只为满足生命所需，使物为我用，而不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是故，修心秉持“惟Jing惟一，允执厥中”之旨，就是要人守正“中道”，上求天道而下得物理，上下一贯，中行为人，才是“惟Jing惟一”。
这即是孔子说的：“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Yin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道Yin阳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地道柔刚为“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物理”，而人道仁义则是处于道器之“中”的“人道”。
故而人道为“中”，向下为人心，向上为道心；因为处于“中”，故可上下一贯，中行为人，人心与道心取得平衡，即是：达到道心和人心的平衡，也即道心与物欲的平衡了。
名可秀讲，人心不可能“求无欲”，只不过所求之欲有高下之别，有多少之分——有的人求功，有的人求名，有的人求利